“房价一两万、气候宜人空气好、高铁机场交通方便、教育医疗资源尚可、慢节奏又有人间烟火……”这是年轻人在社交平台“蹲一个宜居城市”话题下开出的理想条件。

相比十年前热议的“逃离北上广”，现在的年轻人都希望一毕业就找到最理想的定居地——一座工作稳定、生活舒适、房价低、氛围好的二线城市。

豆瓣“拜拜啦一线城市”小组里，3万人离开北上广的理想目的地和实际去向，以及结合平台趋势和调研数据的报告均显示，最令年轻人向往的“宜居城市”前三名是：长沙、昆明、成都。

从城市氛围、资源、房价等客观条件来看，全国范围内，确实很难找出哪个地方，比这几座二线省会城市，更符合年轻人的“乌托邦”设定了。

他们的理想状态是，跳过“去一线城市打拼”这个环节，把“找个城市养老”前置，在“卷不动”的一线和“躺不平”的老家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但其实，大多数人对这几座网红宜居城市的认知，可能多少都带有因旅游而产生的“滤镜”。

网红“宜居城市”是不是真的“宜居”？搬到那里的年轻人过得如何？

我们和一些真正搬到长沙、昆明和成都生活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大多通过读书走出小城，经历过北上深的酸甜苦辣，最终或主动或被动，选择了回到一个离老家不远的“宜居城市”。这里或许符合他们在某个人生阶段对生活的预期，但真正“回归”以后，新的烦恼也接踵而来。

宜居与否，或许需要更长期的亲身体验。这些90后、95后年轻人的经历告诉我们，网红“宜居城市”不是所有人的乌托邦，生活方式也并非一道对错题。

逃离北上深，我决定去网红城市生活

7月初，海默从工作了三年的深圳，回到老家成都。

没有搬回家和父母居住，她在位于天府新区的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三居室，月租金3000元，这是她在深圳与人合租的一间主卧的价格。

2019年，海默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深圳一家央企当管培生。人人都说深圳是“卷都”，但她对未来充满期待，迫切希望和这座城市步调一致，快速奔跑。

然而疫情来了，因为所处行业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海默感觉，自己的职业前景不再光明灿烂，所得所获和这座城市居住成本的上涨已经没法成正比了。

和一些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朋友交流后，她更加觉得，许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的共性是，几乎所有感受都来自群体，很难作为独立个体在这里找到自我和归属感，“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努力，只换来了这座城市的一张体验券，自己只是城市和产业发展的宏大愿景里极其渺小的存在。”

这种始终悬在半空的漂泊感，也是苗苗决心回到昆明的原因。从读书到工作，她在北京待了七八年，也验证了自己确实不适合这里。

她的家在靠近热带的云南最南部，从小在特别充足的阳光里长大，而北京的冬天，寒冷萧瑟、白昼短暂，总是让她无所适从。“我好像还是比较喜欢低纬度地区，一年四季植物都是绿的，那种生命力真的能带来更多积极的东西。”

海默决定离开深圳后，就投入成都的就业市场，经过每个岗位动辄五六百人的激烈竞争，终于拿到一份还算满意的offer，“不仅是回家的感觉，而是我终于可以享受这座城市提供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完整支配自己的生活了。”

小雨比海默更早两个月，结束了三年的“深漂”生活。

她在深圳做的是培训工作，去年以来，所在行业被疫情冲击得七零八落，工作变得很不稳定。5月初，裸辞来到长沙的时候，小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得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再看看能不能考编制上岸，不行就考虑小成本创业。”

对小雨来说，长沙离家近、节奏慢、年轻人也多，似乎相比深圳，能带给她多一点安全感。

回长沙，也是湖南人高宇一直以来规划中的事情。2016年大学毕业到上海工作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等自己学到了更多技能、拥有了足够的经验和一定的积蓄，就回长沙发展。

今年4月初，这个“合适的时机”到了。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他，在长沙找到了一份符合预期的工作，又赶上上海疫情爆发，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选择了离开。

“我从来没有去过音乐节，也不知道livehouse在哪里。”高宇说，在上海，他的主旋律是赚钱、学习、成长，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下班回到家已经八九点，周末也是用来补觉回血的。

来到长沙，他很快感受到了“什么叫生活”。下班回到家6点多，他每天有至少四个小时的休闲时间，周末还会和朋友吃饭喝酒，爬岳麓山、逛橘子洲头，去livehouse看演出，或者只是一个人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走。

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慢节奏、烟火气、生活舒适，似乎是宜居城市的标配。但对这些真正来到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最大的诱惑其实还是房价。

来到长沙的第二天，小雨就约了中介去看房，第三天，就签好了购房合同。

她看中的是一套位于市中心、靠近地铁站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小区也不新，但对于独居的自己，条件足够，最重要的是，房价相比一线城市便宜很多，“付完首付后，月供甚至还没有同等地段的房子租金高”。

“从房价来看，长沙比武汉、合肥等周边省会城市的性价比都要高，北上深就更没有可比性了。”高宇觉得，就算自己再在上海奋斗五年，可能也只能买得起一套“老破小”，还要背负高额房贷，但在长沙，他应该很快就能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宜居城市”的另一面：就业难、工资少、物价高

在网上“蹲一个宜居城市”的人不知道，房价低、节奏慢的另一面，是就业难、工资少。

从事互联网行业的高宇，薪资在长沙属于同龄人里的中上水平，但从上海到长沙，他的年薪至少要降十万，这还是经过近一年不断求职的结果。“刚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月工资少了大几千，还是挺失落的。”

小雨在长沙的工作，薪资对比在深圳时直接打了对折。苗苗从北京回到昆明，即便进入的是一家大型全国连锁企业的分公司，薪资也打了六七折。

相比之下，海默算是比较幸运的。从深圳到成都，她基本实现了薪资平移，但从央企到私企，不仅职级下调了，还要应对更繁重的业务压力。

她的朋友在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工作，被成都的宜居环境和人才引入政策所吸引，但得知同类型的工作换到成都得降薪20%，还是被劝退了。

今年年初举家从北京搬到昆明的小陈，准备从全职妈妈回归职场，在求职过程中，她深刻感受到了当地就业环境与一线城市的差距。

据她观察，在昆明，也有一些互联网大厂的项目，但岗位要比一线城市少得多，且某些头部大厂在这里设岗旨在减少人力支出，多是一些基础性岗位，比如内容审核员，招聘月薪5000元-9000元，而这在当地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薪资了。毕竟，有调查显示，2021年，昆明的私企员工年均薪资仅有5万多。

小陈在北京有过多年工作经验、职级达到主管级别，但在昆明，她面试了将近20次，能找到的工作月薪最多8000元。“而且，包括本土具有行业垄断性的民营企业和西南地区覆盖面很广的连锁型公司在内，基本都是单休，很多公司不交公积金，甚至有的连正式合同都不签。”

苗苗也在求职中发现，岗位少、工资低、人为操作空间大、规模性企业观念落后，是当地就业过程中的普遍问题。

与这些有过一线城市工作经历的人相比，刚刚步入社会的应届生，就业更要难得多。

小雨说，在长沙，月薪5000元是一道坎，大部分同龄人的月收入只有三四千，岗位以销售居多。她有同学今年法学研究生毕业，在长沙只能找到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

大专学历的丁茜，在成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美容师，月薪3500元，每天工作到凌晨，直到离职都没有和单位签过正式合同。据她观察，自己所在的门店，每天都有新同事来，每天也有旧同事走，但因为门店“工作不满7天没有工资”的规定，很多人都是只干了几天的免费劳动力。

后来，她去做了民宿管家，工作性质变成24小时在线，月薪3000元不包吃住，除去租房1200元和日常开支，基本每个月只剩几百块。

再之后，她还进过厂，做的是纯出卖时间和劳动的工作，但不管怎么换，月薪从来没有超过4000元。

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下，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考虑考公考编，进入新一轮“内卷”。

“二线城市的房价确实不高，但你要买一个稍微好点的房子，还是得要三四十万的首付加四五千的月供。”小雨坦言，在自己没有积蓄或家庭无法提供帮助的情况下，拿着普通薪资的年轻人，依然难以负担。

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相比不高的收入水平，这些“宜居城市”因地理位置、旅游城市等因素，消费水平并不低。

昆明地处西南腹部，交通运输成本高，工业化商品的价格也普遍偏高。而长沙、成都，都是近几年国内最热门的旅游城市，前者是新消费大本营，后者是新时尚之都，娱乐业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让当地物价步步上涨。

许多受访者感叹，在这样休闲、舒适的城市氛围里，年轻人更难像在一线城市那样，努力去赚钱、省钱、存钱，毕竟，来到这里的初衷就是为了追求“更轻松的生活”。

“理想”之城，很难完美

来到“理想之城”的年轻人，也难免被现实的烦恼所累，甚至变得越来越迷茫。

很多人向往长沙的慢节奏和烟火气，但三个月下来，小雨最强烈的感受是，“慢”的另一个说法，是“废”。

“在一线城市，你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态，就是要不停地打拼，不上班甚至会感到焦虑，因为有一个念头支撑着：只要我存够钱了，人生就会有很多选择。”

但现在，她觉得自己似乎正在失去工作的动力和目标，只要生活过得去就行。“我才25岁，我的同龄人都在外面的世界闯荡，而我好像已经把自己放弃了。”

她准备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如果还是这样“半死不活”，就再回到一线城市去。她相信，这一次她会更有底气，“毕竟我是在长沙有房子的人，混得再差还可以回来”。

更年轻一些的时候，高宇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很惧怕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但现在，他已经能很坦然地接受自己的选择，“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他现在更担心的是未来的工作晋升和职业发展机会，“我是准备在长沙定居的，但这里工作选择显然没有上海那么多，如果薪资低于预期或者发展受限，可能还得再做考量。”

在成都，似乎一切都在朝着海默的预期发展。

她所在的文旅地产行业，核心业务下沉趋势明显，增长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在深圳时我们的本地业务很难推进，但在成都，手上能同时拓展好几个项目。”成都的区域地位、产业潜力等，也让她觉得，未来的土地增值和产业增值，同步能给个人带来更多的福利。

但她仍会定期复盘自己的规划，“基本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如果最终发展程度不符合我的预期，我可能还会改变现状，换城市也好、换赛道也好，选择一种综合性价比最高的生活方式。”

在昆明，困扰苗苗的是，工作和生活环境欠缺专业性，医疗水平、观念和效率也相对落后。

“我之前在昆明的医院做过一次手术，后来被送进了ICU。但据我了解，在更好的诊疗和护理下，这本是可以避免的。出院后，我在当地找过几位康复师，最终问题真正被解决，还是一位深圳的康复师在线上指导完成的。”

苗苗也不习惯这里的“熟人社会”特质，“比如，在北京，没有同事会刻意去打听你的生活感情状况，在这里，也许大家是出于热情、关心，但一些‘窥探’性的打听，让我很不舒服。”

尽管昆明气候宜人、自然舒爽，但她从未想过定居，只是在搬迁和迂回中，逐渐确定了“生活中哪些事情是比较重要的”。

不仅仅是面对自己，谈及人们对宜居城市和生活的向往，他们也更有发言权。

比如，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一个最基础的判断，如果你需要很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娱乐，昆明可能不是很好的选择，它更适合喜欢户外、爱好大自然或者对气候条件有要求的人。”小陈就是因为孩子在北京严重蒿草过敏而选择迁居昆明的，这里是全国PM2.5最低的省会城市之一。

而对年轻人来说，要想在这些二线城市过得舒适，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或者专业技能，否则，“宜居更适应于本地人”。

“大部分应届生拿的是基础薪资，前几年很难存下钱，也没有很好的生活体验，年纪大一点，再面临成家立业的问题，会感觉很吃力。”在高宇看来，先去一线城市奋斗三五年，带着一定的积蓄和工作经验回到二线城市，才是最理想的选择。

小陈觉得，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工作机遇、较公平的上升通道、更广的奋斗空间，依然在一线城市。

对于那些想要从一线去到二线城市的年轻人，她的建议非常务实。

“最好带着一线城市的工作回来，拿着一线的收入在二线生活，你会过得非常好；如果做不到，就得考虑自己是不是本地人，有没有人脉基础或者家庭支持；再退一步，你是否有足够的积蓄，能保证你至少在几个月内没有工作也可以生活下去，否则，面临的压力会非常大。”

当然，选择一座新的城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生选择的一种，更多年轻人还在观望、尝试中。“人的流动比我们想象中要自然发生得多，生活也不会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