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愿说时光和主导者的轻慢和傲慢，我们也不说时代变迁带来的巨变和落寞，我们更不说疫情带来的不便和缺憾，但是，长春，真的欠《新文化报》一次正式的告别。
别了，《新文化报》！
别了，我们的《新文化报》！
先让时光回到2003年的3月12日，《新文化报》改版三周年纪念日，那天这张报纸给读者写了“一封公开的情书”——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每一期报纸都是一封信，一封百感交集的信。它是写给你的，富足的你和贫困的你，快乐的你和愁苦的你，年轻的你和年老的你，健康的你和染病的你。我就是这样一个写信的人，是一个不辞劳苦的邮差。就这样，日复一日，我写着一封永远也无法完结的长信，因为我们的友谊永远无法完结，我心里的爱永远无法完结。
“情书”的作者是当时的副总编辑任白，那时候，我们都相信“这封信”会一直写下去。但是，前几天这封信却真的“完结”了。长春发布了《新文化报》休刊的消息，很多人给我发信息，回忆、询问、惋惜和叹息。去年《华商晨报》休刊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走吧，怕黑我们就不关灯了》，作为这张报纸的最后一任社长兼总编辑，我记录了《华商晨报》的最后一夜。时隔一年，《新文化报》也走到了最后时刻。休刊的信息发过几天了，之前一直不写，是觉得在长春的新文化报人，尤其是最后一刻还在岗的新文化人更有资格来写这篇文章。一张报纸的消逝，和一个人的逝去是一样的，想了想，还是写篇文章吧，不管心里多么不忍，多么不想道别。
1999年3月12日，总编辑张伟、我和任白两位副总编共同签下《新文化报》的出版大样，最初《新文化报》报眉下面的定位语是我写的，叫做“新闻创造生机”。做为这张报纸的三个改版人之一，从招聘，到培训，到开报，往事历历在目。得知《新文化报》休刊的消息，我脑海里出现了两个画面，一个是电视剧《亮剑》里的镜头，八路军李云龙部先于国民党的军队接受了日本人的投降，随后国民党军队到了。日本少佐对来接受投降的楚云飞说，即使战败了，我们也不能在一天当中投降两次。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两张伴随我二十年人生的报纸的消亡，两次踏入同一条逝水，我生何幸，又何其不幸。
因为新冠疫情的因素，春节放假之后，《新文化报》的纸质版就没有出过，导致这张报纸没有最后在纸上向读者告别的机会。《华商晨报》的最后一版我还来得及写下十二个字的告别语，奢侈地发了一个整版，这十二个字是我迄今为止发表的最短的一篇文章，文章写道：“走过了，看见了，知道了，不说了。”遗憾的是，《新文化报》的伙伴们竟无处告别。也因此，除了《亮剑》里的镜头，我想到的是《水浒传》里的场面。梁山好汉霹雳火秦明战死时，作者施耐庵写下两句诗：“生前霹雳火，灭时竟无声。”小时候读到这句话，心里一蹦，那时候没有人生谢幕匆匆无奈的感慨，只觉得一个英雄这样死去心有不甘。
我记得筹备《新文化报》的改版之时，我和两个同事坐在东方饺子王的饭店里畅想未来，我指着大街说，你们能想象有一天长春市民都举着我们赠送的订报雨伞走过的情景吗？雨天，我们的黄伞像向日葵一样盛开在长春的大街小巷，多么浪漫，多么成功，多么美好。
我们做到了，《新文化报》从1999年3月开报，到11月，用了半年的时间，发行量超过25万份，开启了吉林报业的全新一页。3月12日，长春是一个大雪天，我们全体记者和编辑同发行员一道在大街上发行报纸，那天报纸只印了5000份。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长春街头抗议游行的市民举着的是《新文化报》的号外。我们和国内的几家报纸联合发起“捐航空母舰”的策划，得到了市民的热烈响应，这个活动很快被组织叫停了，但读者对一张报纸如此欢迎和信任真是鼓舞人心。
1999年6月1日，长春街头发生了一起银行押钞员枪击交警致死的事件，晚上这个报道放到了我的案头。长春市公安局打来电话压稿，通知不准发消息，说杀人者正在逃，报纸发消息会影响警方破案。我问对方，如果疑犯抓到了可以发消息吗？当晚11点，读者打来电话，说疑犯逃跑时坐着一辆红色捷达车，现已被警方抓获。我立刻打电话给长春市公安局，对方说我已经通知了你们，你们不守纪律后果自负。我签发了这篇稿子，6月2日消息见报的题目是《昨日全安广场运钞车司机枪击交警》。这篇稿子出现了细节错误，采访的记者没有经验，问围观群众“什么枪打的”，群众不怕事大，回答是“冲锋枪”。这篇“不听招呼”的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市公安局发“红头文件”封杀《新文化报》。我们三个总编去公安局沟通，我至今记得那天早晨等候见面的尴尬情景。
随着报纸的影响力扩大，和警方的关系也有了一些好转，就有一些新的消息传出来。一个领导给我们几个总编说，你们几个做人很检点，从不去洗浴中心和娱乐场所。这说法委实吓人一身冷汗，创报之初，每天睡觉都没有时间，更别说娱乐的时间，但倘若动了放松一下的念头呢？瓜田李下说不清，没准会惹出多少事来。当年和我们打交道的公安方面的领导在去年落马，听到他的消息我沉默了好长时间，一声长叹。
一张报纸的成长和一个孩子的成长一样，七灾八难。同时工作强度之高甚至无法回望。我每天早晨8点到岗，后半夜1点或2点下班，最多一天开了14个会，其中甘苦难以尽述。最怕的是早晨7点多接到有关方面的电话，那一瞬间万念俱灰，那个点来电话，肯定是什么稿子“炸了”，出了差错。组织上在报社等着你，有关领导等着你去“说清楚”，那会儿的心情真是差到了顶点。但你仍然得挺直腰杆走出家门，心里却想着但愿别是灭顶之灾。自己下岗失业事小，上千人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上啊。
一次次面对，一身身冷汗，也得到了许多工作上的箴言，比如“安排大于把关”，比如“毒药当成补药吃”。一次次被训斥，心里默念着，他们训的不是你个人，你是为了一份事业和职业站在这里的。一次次检讨，让我有了每次检讨都要写出“新意”的执念。夜半时分，长春街头空荡荡的，老鼠从垃圾箱中忽然窜出，和风一起从马路上跑过。我立刻让司机停下，从一版回想到三十六版。看见了老鼠不吉利，是不是预示着我什么地方漏掉了，有问题没有发现，给这张报纸带来灾难，真是神经质了。
有一天的编前会，编辑将一个新华社的百字电稿提交上来，内容是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不在浙江的舟山，在吉林省的森林山。我将这篇稿子发在的《新文化报》的头版头条，第二天记者告诉我，地图上找不到森林山。我布置了第二篇稿件，寻找森林山，后来我们认定珲春的老爷岭就是森林山。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我们策划了将红旗插满雪山的活动，我们派出三路记者 ，一路去珲春，一路去舟山，一路在长春的羊角岭。在《新文化报》的推动下，中央电视台在珲春直播了第一缕曙光照亮中国的时刻，那一刻，《新文化报》灿烂无比。
2001年1月1日的《新文化报》出了二十版，红版记录2001年的新世纪曙光，黄版记录的是1951年，那时候，志愿军正在朝鲜浴血奋战。蓝版是写给2051年的，如果后代们发现了这份报纸，一定会如获至宝，他们会看到我们是怎样畅想了未来。那缕阳光也照耀了我的创作，那缕曙光正是我的长篇小说《唇典》的开始。《唇典》在香港获红楼梦奖首奖，颁奖礼上，我再次感到了那一缕阳光的温暖。
新闻创造生机，每一个新文化报人和我一样都有着难忘的回忆，这张报纸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给长春这座城市带来了许多记忆。2002年“下岗职工温州行”，《新文化报》带领30名下岗职工赴温州考察，“不找市长找市场”。2004年“东北咋整”大讨论，这可能是东北人审视自己的一次重要开始。2006年启动在台湾东北老兵“寻根之旅”，十八名台湾东北籍老兵及家属回到吉林故乡，当老人们将松花江水掬在手中的一刻，时光和泪水晶莹如玉。
2008年汶川地震，十余名记者到震区采访，并组织社会捐款，共募集善款近300万元，在四川平武建了一所“新文化报读者小学”，这是当地最好的建筑，以后，早晨升旗仪式的时候，孩子们会知道这张报纸没有了吗？《新文化报》的名字会写入平武的记忆吗？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新文化报》在中东新天地购物广场举办“信心09，唱响长春”卡拉OK挑战，连续唱了19天19夜，中间有3600多市民参加了歌唱接力。连续19个日日夜夜的歌声，不但创造了长春的第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歌声也将永远回荡在城市的时光之中。2003年——2019年，《新文化报》连续17年举办“感动吉林”年度十大人物评选，这是一个媒体发起，各方参与和支持的盛典，给吉林省的优秀儿女授勋加冕。
都市报曾经是中国的一道风景，一个特殊的场域。传媒记录着时代，也刻录进时代之中。很多人批评媒体炒作，但他们不知道编报的底线是——你敢不敢把报纸拿回去给你自己的孩子看。是啊，不但要经得起社会的审查，还要经得起亲人的审查，只有这样才能问心无愧。我在创业之初总想，爬过这座山就好了，就能看到更多的风景。爬上了这座山发现前面还有一座山，又开始爬，以为前面还有山，结果前面是悬崖，你连降落伞都没有，直接坠落，产生了一个术语叫“断崖式下滑”，这就是“都市报”的命运。
我当了二十年的总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传媒时代，从创办，到发展，到消亡。看到当下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乱相，我总对人们说起一个观点，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你的信息是多了还是少了？这是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当新媒体以“算法”来操控你的信息时，你已成了一个“数据”，一个精心布置的“接收器”，所谓算法是“猜你喜欢”，你“喜欢什么”就给你推送什么。这里面有“商业上的算法”，也有“思维倾向上的算法”，每个人都走进了自己思想的窄路，你的视野只有手电筒那么宽的光亮，你变成了一只追逐光束奔跑的兔子，猎人正在吞吐着红色的口水举着猎枪。本来你已经爬进思维的死胡同，“算法”再给你送上一个开路的“灵头幡”。当下人们不习惯和对删帖不适应，却不知道更可怕的是你成了商人们的“数据”。也因此，当下的传播形态已变得异常复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仿佛你是所有信息的中心，我明确地告诉你，这是假象，一个自歁的假象，你可能早已在主流话语之外，甚至连一个泡沫都算不上。每当我在地铁上或其他的公共场所看着所有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心里总有一丝不忍和不安。在新冠的大疫当中，封闭在家，我翻看着2003年的《新文化报》和《华商晨报》的合订本，翻看着当年关于“非典”时期的报道，那时候，媒体是多么的勇敢和充满着责任感，走进隔离区，走到医生和病人的身边，发布着一条条最近最新的报道，传递着勇气、信心、温暖和希望。
不但要报道好当时的新闻，同时还注意着信息的平衡，那时候，报纸上还有娱乐消息、体育消息、国际新闻和各种健康消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除了正在肆虐的疫情，还有更多的宽广和美好。今天，对新冠病毒的抗争和抗击“非典”一样，终会过去，除了那些不幸逝去的人们，让我们祝他们安息，活着的人们终会走出家门，去享受阳光，去创造美好，去谋生，去打拼。
当我们“重新开机”，打开生活新的页面的时候，当我们审视大疫时期的“信息病毒”的时候，也让我们记起曾经有过的传媒时代，尤其是长春人，《新文化报》是这座城市的精神遗产，这座城市拥有《新文化报》的时期，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时代。
我在《新文化报》工作了七年，很多同事比我工作的时间多两倍。感谢这个时代曾给了我们创造历史的机会，感谢长春这座城市对一张媒体的包容和慷慨。
为什么办报人如此不舍？因为这里有着青春和信念。为什么那么多的读者如此不舍？因为这张报纸在人们的生活中曾经不可或缺。
我们不愿说时光和主导者的轻慢和傲慢，我们也不说时代变迁带来的巨变和落寞，我们更不说疫情带来的不便和缺憾，但是，长春，真的欠《新文化报》一次正式的告别。别了，《新文化报》！别了，我们的《新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