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大林一度无所不能，但在1953年3月1日的晚上，他中风发作，此后他受到的照料可能还不如苏联一名普通的办公室职员。他拥有最好的安保团队，却逃不掉“中风后昏倒在地数小时，无力求助，身下全尿湿了”的命运。
尽管斯大林许久没走出房间令仆人和警卫队感到不安，但他们不敢打扰他。当他的同僚致电问询时，警卫队犹豫再三，最终打电话找来一位医生——但不是斯大林的私人医生，在此前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中，他的私人医生和一批专门为政要看病的医生已因叛国罪被逮捕。这位恐惧的医生建议“保持绝对安静，8条医疗水蛭进入他的耳朵，他的头上敷着冰袋；用镁乳给他灌肠，并取下了他的假牙”。3月5日晚，斯大林与世长辞。
斯大林并没有死于最亲近的同僚之手，尽管有很多相关的传言和推测——约书亚•鲁宾斯坦对它们进行了反驳，他做得对。不过，他们也没有尽力抢救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斯大林的身体每况愈下，工作量也大为减少，并且在某些事情上非常多疑。他发起反犹运动，仅仅是因信不过犹太人，他或许已在着手准备新一轮的清洗与驱逐。拜斯大林的残酷和克俭所赐，苏联经济在战后不久就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但斯大林并没有兴趣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斯大林临终前的时光颇有戏剧性，鲁宾斯坦讲得很出色，并特别关注苏联的反犹运动，作为《斯大林的秘密屠杀》（2001年）一书的作者，在这方面他是专家。接下来发生的才是真正有意思的，鲁宾斯坦将新书的一大半内容放在斯大林死后的那一年——他的老搭档，政治局委员们，包括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内，迅速推出了大范围的根本性的改革计划，并试图与西方国家重修旧好，这几乎令所有人感到震惊。
而我去年出版的《斯大林团队：在苏联政治中的危险生活》与《斯大林的最后时光》有着相似之处。当然，我们那时还不清楚彼此在写什么。尽管我们讲述的是同一个时间的故事，但我侧重于分析苏联国内的政治情况，而鲁宾斯坦更关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形势。如果你出生在我所处的年代，经历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所缔造的冷战氛围，你也许会好奇当时的情况是否真有那么糟糕。公正的鲁宾斯坦在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新一任领导层的改革速度和魄力相当惊人。在斯大林的葬礼上，新一任政府掌门人马林科夫谈起了缓和局势，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拉夫连季·贝利亚讨论了合法性和宪法保护。短短几周内，反犹运动被叫停，“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涉案医生（主要是犹太人）被无罪释放。随后，古拉格一百万名囚犯被特赦，警察的权力被削弱，政府允诺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和公共住房，文化管制放宽，与西方的关系也有所改善。
尽管略有些不情愿，但鲁宾斯坦还是对此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虽然有大量证据表明斯大林的亲密同僚们并不热衷反犹运动，还在1952年采取过消极抵制行动，但鲁宾斯坦指出：“他们并非出于良知而叫停对犹太人的迫害。”在评价一些政策时，鲁宾斯坦也作出了类似的分析，他并不觉得新任领导人真的想要改变，“他们只是为改革而改革”，那些政策的性质并不明晰，或许仅仅是“向西方靠近的信号”？
尽管苏联表明了寻求缓和冷战双方关系的态度，但美国人并不希望听到这一消息。1953年1月上台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继续奉行冷战政策，对苏联的态度并不友好。对于他们来说，苏维埃是作恶者，令人不安。《时代》杂志认为苏联的这一新变化“令人困惑、愉悦却又阴险”。杜勒斯坚持认为，即使苏联摆出和解姿态，美国也应毫不动摇。《纽约客》的作家AJ Liebling认为，对杜勒斯来说，苏联的变化实际上是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威胁。
当然，也有西方国家对苏联此举作出了积极回应。在英国，精明且消息灵通的苏联专家爱德华·克芮恩克肖通过《观察者》表示将有大事发生。当时，即将卸任的丘吉尔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机，并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当丘吉尔召开下议院会议，想要商讨后斯大林时代的对苏政策时，艾森豪威尔吓坏了。杜勒斯则明确反对与苏维埃面对面谈判，无论是以官方或是私人名义。杜勒斯有着“近乎迷信的恐惧”，也许对他来说，苏联是长角的恶魔，绝对不能给它为祸人间的机会。
在鲁宾斯坦看来，自斯大林逝世至1953年6月东柏林起义，美国错失了与苏联新任领导人会面的机会。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信息不畅、建议有误：有专家告诉艾森豪威尔，斯大林的继任者比他更加危险和可怕。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希望能和真正代表苏联人民的领导人进行和谈。
鲁宾斯坦在他的介绍中指出，“出于复杂的原因，经历了多年冷战的苏联和西方政府始终无法信任彼此。”但是，“双方过失”只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说法，根据鲁宾斯坦对1953年的相关事件的分析，他的结论似乎与此有所出入。
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在1953年时拒绝与苏联和解是合情合理的。毕竟这不是一方之过，苏联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不过，根据鲁宾斯坦的说法，苏联已迈出了和谈的第一步，只是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国务卿杜勒斯始终都觉得苏联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并在1953年5月8日表示苏联是近1000年来西方文明“最可怕、最致命的威胁”，断然拒绝苏联抛来的橄榄枝。因此，美苏关系在斯大林死后并未得到缓和似乎也与美国脱不了干系。
（翻译：沈怡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