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演员高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追我吧》过程中, 引发心源性猝死意外离世。
这一事件引起了行业极大震动，甚至可以说是渲染大波，无论是行业内外，都开始一致挞伐危险的综艺类节目。
12月5日下午, 浙江卫视总监林涌在接受浙江当地媒体采访时, 回应了多方的指责，林涌在采访中还原了高以翔事件现场，并透露浙江卫视已决定永久停播《追我吧》节目。
随后，浙江卫视及《追我吧》节目组也转发文章致歉。这也是浙江卫视方面，继几天前的简短声明后再次发声，不过这次发声似乎依然没有能够令舆论风浪平息。
12月5日晚，有关浙江卫视回应的话题，再次登顶微博热搜头条。
可以公允地说，由于《追我吧》的播出事故，给浙江卫视以沉重的打击。
不过，在多方报道中，却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来分析中国综艺行业的真实现状，以及这样的现状对于节目制作的深远影响。
从现实情况来看，所谓节目的安全性以及录制模式或许都只是表象，真正的根源恐怕并不是外界能够轻易理解的。
真相一：行业竞争白热化
平心而论，在中国娱乐圈，综艺的话题性和受欢迎程度有时候比之电影和电视剧更高。
由于受众广泛、周期短、话题多、制作灵活等原因，综艺节目这几年可谓层出不穷，已经逐渐替代电视剧成为了许多娱乐企业主要的经济来源。
目前，包括浙江卫视和湖南卫视在内的各大卫视都把自己的核心综艺项目放在周末黄金时间段播出。爱奇艺、优酷、腾讯这几大互联网视频网站的兴起更是催生了综艺的火热。
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共计有95档综艺在播，其中网综有49档，台综46档。而在2017年，共有197部网络综艺在互联网平台播放，播放量总计552亿次，台综数量则只有149档。
与此同时，获准发行的电视剧也只有108部。据行业统计，2018年我国综艺市场大盘规模约为332.7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3%。
另一方面，电视媒体也依靠综艺节目来争取收视率。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各个电视/网络媒体都把目标放在了综艺节目的收视率/点击率上，而天然具有吸引眼球作用的明星就成为了综艺节目的依赖的主要对象。
不可否认，没有类似高以翔这样的“明星”，任何再好的节目额都无法刺激收视，引起追捧。
抛开优爱腾等平台的网综不谈，在卫视层面，湖南卫视和浙江卫视播出的综艺节目可以堪称是当下综艺节目竞争的两大势力。在过去的十年间，湖南卫视一向以“慢综”著称；主题更加贴切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当下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湖南卫视无疑是抓住了人们的转移点，通过慢综艺的形式，让处在快节奏下的人们能够真真正正地通过综艺来缓解疲劳，释放压力。
回顾浙江卫视过去10年，在综艺形式上显然需要和湖南卫视做得不太一样，于是浙江选择更突出快节奏、刺激感。通过明星效应挑战更有难度的节目，通过完成多项任务来达到团队协作团队凝聚力的体现。这无疑是吸引观众的一种新的综艺手法。同样的，很多人在这样的综艺下能够释放自身的压力，并且学到一定的知识。
不过面对快节奏的综艺体系来说，节目的安全系数也变得尤为重要——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行业的竞争所造成的。
激烈竞争的背后也会有节目的同质化出现，一直以来，国内综艺市场的特点是，某一节目类型经过市场验证之后，就会有大量类似的综艺纷至沓来。
经过这样几番密集的输出，很容易造成观众对某一类型产生审美疲劳，这强迫着节目策划们要不断开发新的综艺形式，而那些综N代节目也需要不断的设计新的环节去刺激观众的嗨点。
《追我吧》可以看成是浙江卫视对《奔跑吧》的另一种升级，也是一种重新换血。《奔跑吧》在第三季中经历了成员大换血，与前几季相比，收视率下降到了同时期的第三位。2014年刚开播时，《奔跑吧兄弟》首播收视率仅1.132，但节目最后一期飙升至了3.993，此后第二季至第五季（改名《奔跑吧》）CSM50城首播收视均在3%之后。不过，2018年《奔跑吧》首播时，收视率刚刚破2，今年首播则一度跌破了2，后来才慢慢恢复到了2以上。
另一档王牌节目《2019中国好声音》也因为节目的形式并没有本质上的进展，选手并不惊艳导致口碑下滑严重，在豆瓣上的评分也同样创下了八年最低，竟然跌破了5分，评分仅为4.8分。虽然收视率一度超过2，但是显然口碑的下滑也让浙江卫视不得不未雨绸缪，寻找综艺新热点。
真相二：综艺节目资本化
众所周知，综艺节目的推出和发展，最需要的就是资本。没有资金，再好的节目也出不来。与此同时，为了争夺资金，节目制作方可谓是绞尽脑汁。
对于资本方来说，相比于影视剧三五年的制作周期和因政策导致的无法上线，综艺的风险更可控，资本回收也更迅速——大部分平台的所有综艺项目在启动之前都需要做预招商，广告收入和制作成本持平的时候才能立项上马。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下比影视行业更为蓬勃发展的是综艺热潮。
于是，一些文娱板块的大公司一般会在前期录样片和筹备时就开始寻找好的优质节目，而综艺节目的承制方也在创意阶段就会开始寻求投资和赞助植入。
与此同时，前期投资情况也是后期赞助商考虑是否参与的核心因素。问题在于，近两年来，因为所谓“产业寒冬”，投资减少，包括湖南卫视和浙江卫视在内的电视台广告收益下滑明显，更不用提其他二线卫视和地方台了，于是综艺节目的资本来源也随之开始萎缩。
根据数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中国广告整体下滑8.8%，传统媒体下滑达12.8%。传统媒体中电视媒体刊例花费同比下滑12.4%，相对来说，浙江卫视算是卫视台中广告经营较好的，但根据多方媒体报道，“这两年的广告收益与前几年相比还是略有下降。”
浙江广电在2019年年初公布了其2018年总收入为133亿元，但是该收入不仅包含了广告收入，还包括了视听费、媒体产品销售收入、财政支持等收入项目，同时还包含了其他属于浙江广电的播出平台的相关收入——这意味着广告的收入占比其实并不如想象的大。
结合同期湖南广电的总收入规模210亿元、湖南卫视广告收入86.8亿元的情况来看，估测浙江卫视2018年的广告收入规模其实不足70亿元。参照过往湖南卫视和浙江卫视在五大卫视广告收入中的占比情况，2018年五大卫视合计广告收入可能仅有230亿元。
本身浙江台的广告创收就主要靠综艺节目和活动，因此今年浙江台的晚会筹备较多，也是希望拉回一些广告收入，而综艺方面，除非十分看好的综艺节目或者收视长红的“综N代”，比如浙江卫视的《王牌对王牌》等，否则项目很难拉到投资。
在这样的情形下，类似“追我吧”这样的节目就必须要坚持快节奏的录制方式，一方面控制成本，压缩周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目的播出收视率，为进一步的融资和赞助打好基础。
综艺节目中最受欢迎的无疑是真人秀，为了最求收视率各个地区台创作了大量的综艺节目，比如《极限挑战》、《奔跑吧兄弟》、《密室大逃脱》。从众多明星口中得知许多综艺往往会录制一天甚至更有的类似《追我吧》之类的节目录制到第二天早上，“整晚都在奔跑，一直高强度地在工作。”
艺人的日程都不相同，为了让艺人一起拍摄，因此经常会挤压休息时间来工作，一天能睡3至4小时属于正常行为。
这一切看似是节目的安排出了问题，但是实质上都是因为资金的压力导致。
真相三：节目成本难控制
相比于成本高、不确定性大、周期长的电影和电视剧，综艺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捷径，能够更轻易的上热搜、立人设、带来财富，越来越多的明星变得依赖综艺。
不过讽刺的是，综艺节目虽然相对成本较低，但是大量的费用还是花在了邀请明星上；也正因为需要为明星出场腾出费用，在制作周期，安全措施，其他工种的费用安排上，就会变得能省则省——这样反而出现了问题。
客观来看，综艺节目的超时制作，是由有限的档期和高昂的成本所决定的。每档综艺节目的制作经费有限，而当红明星价格高昂，非要按时间签约拍摄，那么时间的控制就变得异常困难。
在综艺节目限薪令下达之前，一个当红偶像参与拍摄一期综艺节目的费用可以高达数百万元，限薪令之后，不少明星也可以利用其他名目收取费用；而且，明星的档期是最难控制的，如果有一位一线明星给出的档期低于节目组理想时间，那么节目组只能要求工作人员和其他嘉宾按照一线明星的档期赶工。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限薪令的出现，并没有在短期内使得综艺节目的成本明显下降。举个例子，处于互联网视频平台第一梯队的爱奇艺，前一阵子发布第三季度财报，公司第三季度净亏损为人民币37亿元，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司的内容成本不断攀升，第三季度达到62亿元人民币。
目前依旧是艺人团队把持着综艺制作一半以上的成本，这个综艺产业链上包括舞美、剪辑、摄像、艺人服务、营销、视觉等各类工种，只能瓜分剩下不到五成的利润。
场租、器材、人工费用也是按天结算，尤其是明星费用占据了大头，综艺制作成本被一再压缩的前提下，所有综艺节目制作组的目标只有一个——在尽可能短的周期内完成录制，这必然导向超时工作。
于是在整个项目期，所有工作人员都累到心力交瘁，他们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折磨，可能比起明星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体来看，制作方在经济和时间的压迫下，只能希望明星们连轴转几天便能把好几期的节目全部录制完成，最好是能超前完成工作。
于是，这种长时间、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就成了行业常态，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当观众和嘉宾发出“别录了”的呐喊时，节目方往往停不下来。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行业的普遍现象，包括明星和工作人员在内，大家像机器般高负荷运转，没有人可以轻易拜托这样的循环。
结语
据报道，由于《追我吧》节目的播出事故，导致浙江卫视2020年的跨年演唱会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浙江卫视只是行业的一个缩影，是一个案例，只不过这一次这个案例因为艺人的过世而被放大。
在中国的综艺行业现状下，还有更多的浙江卫视，或许这一次的事件可以使得行业从业者做出反思，看看有没有可以改变行业现状的措施，避免更多的负面消息甚至是惨剧接连发生。
